北京大學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,BiMBA商學院副院長 《大道至拙——曾國藩的管理智慧》 提供專業(yè)企業(yè)內(nèi)訓,政府培訓。 13439064501 陳老師
  2018年06月26日    北京日報 曾國藩  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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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曾國藩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,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(xiàn)實,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,從而達到了真正圓通無礙的境界”,北大國發(fā)院教授宮玉振解讀曾國藩時說,“這便是曾國藩領(lǐng)導力的最大特色,也是他最終能夠成就事業(yè)的根本原因”。今天,小編與大家分享宮教授解讀曾國藩的精彩觀點。宮教授將于8月19日做客君聯(lián)資本企業(yè)發(fā)展研究院,為第一期班的CEO們解讀“曾國藩與中國式領(lǐng)導力”。

曾國藩“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,在并時諸賢杰中,稱最鈍拙”

曾國藩并非天資聰明之人。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評價是“才略太欠”,是個“書憨”,即書呆子。梁啟超也說曾國藩“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,在并時諸賢杰中,稱最鈍拙”,他沒有超群絕倫的才華,在當時的杰出人物中,被認為是最笨的一個。

曾國藩對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,他評價自己“生平短于才”、“自問僅一愚人”。曾國藩在給家里寫信時也說,“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”。他曾以讀書、做事為例,“余性魯鈍,他人目下二三行,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;他人頃刻立辦者,余或沉吟數(shù)時不能了”。曾國藩的作戰(zhàn)指揮也是如此,“行軍本非余所長,兵貴奇而余太平,兵貴詐而余太直”。

曾國藩“自以秉質(zhì)愚柔,舍困勉二字,別無入處。”他認為“天道忌巧”,他相信“惟天下之至誠,能勝天下之至偽;惟天下之至拙,能勝天下之至巧”。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成功,恰恰就是這個困勉拙誠的功夫,“而困而知,而勉而行,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,不求近效,銖積寸累。受之以虛,將之以勤,植之以剛,貞之以恒,帥之以誠,勇猛精進,堅苦卓絕。如斯而已,如斯而已”。民國學者蕭一山也說曾國藩“不尚機權(quán),惟務質(zhì)實”,這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核心,是他一生得力之處。

以“忠義血性”為核心理念來激發(fā)天良,改變?nèi)诵?/span>

曾國藩是以書生從戎,他所面臨的環(huán)境非常險惡。一方面是太平軍的所向披靡,勢如破竹。另一方面,曾國藩所處的時代,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。整個統(tǒng)治集團中,官吏瀆法貪冒,柔靡浮滑;士子不知廉恥,唯利是求。流波所及,軍隊之中,將帥貪婪平庸,士卒望敵而走。用曾國藩的說法,這些人都已經(jīng)喪盡天良了。

在曾國藩看來,可怕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,而是人心的陷溺、人欲的橫流。軍事的失敗只是一種表象,其背后是價值體系的崩潰,“無兵不足深憂,無餉不足痛哭。獨舉目斯世,求一攘利不先,赴義恐后,忠憤耿耿者,不可亟得……此其可為浩嘆也”。沒有兵不必要深憂,沒有餉不值得痛哭。唯獨放眼向這個世界看去,竟然很難找到一個見了有利可圖的事情不奮勇爭先、見了急公好義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。這是真正令人深深嘆息的現(xiàn)象。

要扭轉(zhuǎn)這種局面,在曾國藩看來,當務之急,是以“忠義血性”為核心的理念來激發(fā)天良,改變?nèi)诵?/span>,號召那些“抱道君子”,以“舍身衛(wèi)道”、“殺身成仁”的精神,以“打脫牙,和血吞”的剛毅,以“志之所向,金石為開”的信念,投身于挽狂瀾的事業(yè)中。也正是在“舍身衛(wèi)道”、“忠義血性”的驅(qū)動下,曾國藩的湘軍表現(xiàn)出了異于任何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。

曾國藩在《湘鄉(xiāng)昭忠祠記》回顧湘軍成功的原因時說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話:君子之道,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。世之亂也,上下縱于亡等之欲,奸偽相吞,變詐相角,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,畏難避害,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。得忠誠者起而矯之,克己而愛人,去偽而崇拙,躬履諸艱,而不責人以同患,浩然捐生,如遠游之還鄉(xiāng),而無所顧悸。由是眾人效其所為,亦皆以茍活為羞,以避事為恥。嗚呼!吾鄉(xiāng)數(shù)君子所以鼓舞群倫,歷九載而戡大亂,非拙且誠者之效歟?

這無異是對曾國藩與湘軍成功之道的最好總結(jié)。可以說,他的信念、他的抱負、他強烈的救世意識,以及他執(zhí)著地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動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,便是他的領(lǐng)導力的核心。

曾國藩

曾國藩理念的核心,就是傳統(tǒng)的儒家思想

曾國藩理念的核心,其實就是傳統(tǒng)的儒家思想。儒家的理念,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,就是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。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,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、只是說,而不敢做、不去做。曾國藩與一般儒生不一樣的是,他堅信“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,總是無益,必須躬自入局,挺膺負責,乃有成事之可冀”。

毛澤東對曾國藩這一點非常佩服。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人,一種是辦事之人,一種是傳教之人。而曾國藩是“辦事兼?zhèn)鹘?rdquo;之人。毛澤東認為,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,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國藩,一是北宋時期的范仲淹。這兩個人成事的根本,就在以“傳教”來達成“辦事”的結(jié)果,也就是通過理念的傳播與踐行成就了事業(yè)。

一生三變:曾國藩從“儒”到“法”再到“道”的理念變遷

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說,曾國藩“一生三變”:做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,辦理軍務一變而為申韓,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。

程朱,即程顥、程頤兄弟與朱熹,是理學的大師;申韓,即申不害與韓非子,是法家的代表;黃老,即黃帝與老子,是道家的別稱。歐陽兆熊的這段話,很好地點出了曾國藩的領(lǐng)導力從“儒”到“法”再到“道”的理念變遷,也是其從理想到現(xiàn)實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長軌跡。

曾國藩在北京為官的時候,是以理學為自己的修養(yǎng)之道。理學對其領(lǐng)導力的形成起到了至關(guān)重要的作用。理學何為?理學就是要“學做圣賢”。曾國藩一生以“做圣賢”為自己的追求,他的格言是“不為圣賢,便為禽獸”。

理學對曾國藩的另一個影響,就是“衛(wèi)道”的強烈使命意識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”。曾國藩正是以“衛(wèi)道”為旗號,與太平天國對抗,把一場軍事的戰(zhàn)爭,變成了一場文化上、價值上的“衛(wèi)道”的戰(zhàn)爭。

在中國文化中,儒家一直扮演著主體的角色,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追求,是一種正面的導向。但是,儒家也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,過于相信道德的力量,因而理想主義色彩過濃的儒生,往往是“迂遠而闊于事情”,無法把事情做成。因此,對于必須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國藩來說,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,顯然是遠遠不夠的。

曾國藩出來統(tǒng)帥湘軍、帶兵打仗,“一變而為申韓”,開始運用法家的理念施為。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說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個“德”字,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“利”字。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,社會從本質(zhì)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。

除了利益,法家信奉的還有實力。所謂的“力生強,強生威,威生德”。法家認為權(quán)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,人的行為也只有通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,在法家眼中,除了實力之外,沒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。此外,法家還強調(diào)爭奪。法家認為這個社會的本質(zhì)就是爭奪,就是弱肉強食。爭什么?爭利益。靠什么爭?靠實力。

可見,與儒家相比,法家的思想非?,F(xiàn)實。它把社會的本質(zhì)血淋淋地展現(xiàn)在人們面前。這就使得曾國藩一方面有著儒家的理想,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種理想主義;它使得曾國藩能夠透過表面的溫情脈脈,看清深層次的利害,對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,從而達到所謂的“巨細周知,表里洞徹”,這無疑是他能在為官從政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而明白的意識的關(guān)鍵因素。

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。法家最大的問題是什么?就是過于強勢、過于冷酷、過于霸道、過于刻薄、過于自是、過于以自我的利益為中心。如此的逞強、霸道、自是,一定會導致別人的敵意與對抗。所以曾國藩在湖南和江西帶兵時,就陷入了極度緊張的人際關(guān)系中。他所到之處,與官場沖突不斷,以至于到了“通國不能相容”的地步,最終被皇帝罷免了兵權(quán),被迫回家守制,曾國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。

挫敗一度使曾國藩陷入無盡的焦慮抑郁之中,他不明白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,所到之處,官場卻總是跟他作對,甚至連朝廷都對他棄之如敝履。正在他焦頭爛額、走投無路的時候,他的朋友歐陽兆熊一席“岐黃可醫(yī)身疾,黃老可醫(yī)心病”的話,使他突然意識到,也許問題并不在別人,而在自己。

挫折使曾國藩有了一個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脫胎換骨的機會。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對曾國藩的人生觀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影響,于是曾國藩“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”。黃老就是道家。道家與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如果說法家的特點在于一個“剛”字,那么道家的特點便是在一個“柔”字。法家之弊是逞強,是剛愎自用,是自以為是。道家的“柔弱”、“不爭”,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、自伐、自是、自彰,從過分的自我之中走出來。

如果說儒家給曾國藩以理想的追求,法家給曾國藩以現(xiàn)實的眼光,那么道家就給曾國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態(tài)。歐陽兆熊說曾國藩“一生三變”,曾國藩其實是把儒、法、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結(jié)合在了一起。他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,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(xiàn)實,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,從而達到了真正的圓通無礙的境界。這便是曾國藩領(lǐng)導力的最大特色,也是他最終能夠成就事業(yè)的根本原因。

作者簡介:

宮玉振

北京大學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教授,BiMBA副院長兼學術(shù)委員會副主任,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理事。長期從事中國戰(zhàn)略管理思想的研究與教學、培訓等。

本文來源:北大國發(fā)院BiMBA 原文刊載于5月25日北京日報23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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